孙若风
文学博士，高级记者，博导。全国旅标委主任，全国文体康旅装备联盟理事长，中央美院理事会副理事长，中国文化产业协会文化元宇宙专委会首席专家。工信部工业文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甘肃省委宣传部与兰州大学共建黄河国家文化公园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中国工业文化发展中心、中国农业出版社顾问。
苏轼不仅是“幽人”，而且是“达士”。
苏轼的思想很杂，实际上，这也是他思想活跃、通达的表现。他在政治上以儒家理论为正宗，力诋异端，对道家思想也持批判态度；“使天下之士能如庄周齐生死，一毁誉，轻富贵，安贫贱，则人主之名器爵禄，所以砺世磨钝者废矣！”（《东坡奏议集》卷一《议学校贡举状》）他认为，道家那种“万物齐一”的学说，不仅大而无当，而且会侵蚀统治阶级的思想基础，正因为他在政治上以儒家思想为本，所以，他关心苍生，与民同忧，“我虽穷苦不如人，要亦自是民之一”（《次䪨孔毅甫久旱已而甚雨》）；他重视气节，铁骨铮铮，“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定风波》）。他对道家清静无为的统治术倒是很赞赏，但其出发点还是为了有利于百姓的休养生息。在人生态度上，苏轼则是更多地向老庄寻求精神支柱。他在《韩魏公醉白堂记》中称赞韩琦说：“方其寓形于一醉也，齐得丧，忘祸福，混贵贱，等贤愚，同乎万物而与造物者游船。”（《东坡集》卷三十二）尤其是在生死观上，苏轼与老庄有强烈的共鸣，“古今如梦”的唱叹在其诗文中时时可闻，齐物我、一死生成为他对付忧生患死的良方。其《满江红·寄鄂州朱使君寿昌》云：
江汉西来，高楼下、蒲萄深碧。犹自带、岷峨雪浪，锦江春色。君是南山遗爱守，我为剑外思归客。对此间、风物岂无情，殷勤说。
江表传，君休读。狂处士，真堪惜。空洲对鹦鹉，苇花萧瑟。不独笑书生争底事，曹公黄祖俱飘忽。愿使君、还赋谪仙诗，追黄鹤。
三国时的祢衡，因“气尚刚傲，好矫时慢物”为曹操所不容，并终被刘表手下的江夏太守黄祖所杀，他写的《鹦鹉赋》在其死后被埋在江边的沙洲里，该洲因而得名鹦鹉洲。苏轼登上黄鹤楼，放眼鹦鹉洲，但见萧萧芦苇，瑟瑟荻花，而不见狂放、简傲的祢衡。不唯如此，当初迫害祢衡的曹操、黄祖，虽为盖世之雄，势焰熏天，也早已化为一抔黄土，烟散云消。苏轼认为，作为一介书生，不必与权霸争高下，因为一切都终将如江水东逝，不可能长在。在这里，诗人能够目空世事，糞土王侯，就是由于他能等齐死生，超然物外。
苏轼之“达”又不完全同于庄子。他并不固守死的虚幻，而肯定生的价值，承认人的各种情感和追求的合理存在。换言之，他既不忧惧死，又不轻视生，在死与生两方面都表现出豁达、通脱。在上面这首词中，诗人远眺滚滚西来的汉水、长江，俯视楼下碧如葡萄的汉水，浮想连翩。他透过长江的浪花，看到了岷山、峨嵋的皑皑白雪，看到了故乡锦江的融融春色。诗人感叹，虽然朱寿昌仁而爱民，仕有政绩，自己则厌于宦海，倦而思归，但同为他乡游子，面对此种风物，岂能无动于衷，不畅叙情感？由此可见，生既足珍，死不可畏，是苏轼之“达”的特征。
再看他的另一首词《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诗人在天上与人间之中徘徊。面对清风明月，诗人飘飘欲仙，便想乘风归去，与滚滚红尘永决。在《前赤壁赋》中，他表达了类似的感受。那晚，月出东山，水光接天，诗人“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凭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但天上毕竟寂寞、清冷，高不胜寒，诗人又留恋起人世，“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人的生命力的存在只能在人间，人间是一个舞台，每一个热爱生命的人都可了在这里起舞弄影，显示自己的独特存在。但活着就不免有痛苦、烦恼，悲欢离合总是在人间一幕幕展开，怎么办？诗人又仰望青天，寄深情于婵娟，愿那亘古长在、普照山川的明月将所有的人联在一起。当最初诗人放弃琼楼玉宇，选择人间时，天上与人间是断裂的，当后来他在人间寄希望于明月时，天上与人间沟通了，在这里，我们看到诗人实际上已经超越了短暂有限，在精神上达到了永恒无限的境界。
苏轼之“达”与玄学精神一脉相承，他的一首《满江红》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个联系：
东武南城，新堤固、涟漪初溢。隐隐遍、长林高阜，卧红堆碧。枝上残花吹尽也，与君更向江头觅。问向前、犹有几多春，三之一。
官里事，何时毕。风雨外，无多日。相将泛曲水，满城争出。君不见兰亭修禊事，当时坐上皆豪逸。到如今、修竹满山阴，空陈迹。
密州也有在三月三日上巳日于曲水旁祓除的习惯。东坡在目睹这一盛况时，自然地联想到当年的王羲之、谢安、谢万、孙绰等人的兰亭修褉之事，还有他们的诗歌，以及王羲之的《兰亭诗序》。
王羲之在《兰亭诗序》中描述了在“崇山峻岭，茂林修竹”之中流觞曲水的“可乐”情景，慨叹“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并指出“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东坡在词中遥遥回应王羲之的声音。他说我，当年满山阴的修竹确已成为“陈迹”，曲水依旧，而那时意气风发的“豪逸”之士不知安在。东坡的言下之意是，今之视兰亭，确犹兰亭人之视昔，一切都将如王羲之所言：“终期于尽”。
兰亭诗也有类似于东坡的“达”。谢安《兰亭诗二首》其一云：
相与欣佳节，率尔同褰裳。薄云罗阳景，微风翼轻航。醇醪陶丹府，兀若游羲唐。万殊混一理，安复觉彭殇。
既然一切终将灰飞烟灭，那就应该坦然处之。万殊归一，彭殇无别，死不足惧，生不足忧。因此，良辰美景不可辜负，醇醪也当开怀畅饮。
陶渊明也自称“达人”。其《饮酒诗二十首》（其一）云：
衰荣无定在，彼此更共之。邵生瓜田中，宁似东陵时。寒暑有代谢，人道每如兹。达人解其会，逝将不复疑。忽与一觞酒，日夕欢相持。
世间万物都有盛衰枯荣，这是不可抗拒的规律。秦时的东陵侯召平在秦破以后种瓜，瓜美远近有名，但时过境迁，这片瓜地今天再也结不出如同昔日的硕果。自然界有寒暑代谢，人道亦会有沧海桑田。“达人”了悟了这一点，所以，他心胸豁达，无忧无虑。他与酒为友，日夕相欢，这并不是醉生梦死，而是在享受生之乐趣，对抗死之压迫。在《五柳先生传》中他称自己“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环睹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常著文章，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结”。正因为他走出了死亡的阴影，他才能忘怀得失，终日“欣然”、“晏如”。
“达”是中国古代文人的一种基本的生死观。
“达”是对于死的解脱。当人的自我意识觉醒，死亡的挑战也随之而来。个体生命的一次性，不可逆性，震慑着每一个人。草木摇落，天高气清之时，他们悲秋，“岁忽忽而遒尽兮，恐余寿之弗将”（宋玉《九辨》）；东风送暖，莺啼燕飞之日，他们伤春，“春风似旧花仍笑，人生岂得长年少”（王安石诗）。而人世间的种种失意，又使他们对死神的脚步更加敏感。于是，他们寻找自卫的武器。他们深知，自己终将会被死神吞噬，但精神却不可以被对方打垮。他们希望在精神上战胜对方，超越对方。这是一场没有尽头的较量。在这场较量中，人不仅捍卫了自己的尊严，而且丰富了自己的内涵，提高了自己的素质。“达”是古代文人的常规武器，甚至是法宝。“达人”能够正视死亡。他们不做怯弱的逃遁者，不回避关于死的话题，在诗文中，常常坦然、平静地谈论着死亡。这是在与他人交谈，与自己交谈，也是在与死神交谈。这需要极大的勇气和信心。在兰亭诗文、陶渊明诗文和苏轼诗文中我们可以看到，谈生论死是屡见的主题，且不说谈论的内容，这种谈论的行为就是一种“达”。“达人”更能够藐视死亡。他们往往以道家思想为依据，以万物归怀为理想，坚信万殊归于一理，死生实则等齐。死不是毁灭，而是回到自然万物这个母体。有了这样的信念，他们便可以视死亡若等闲。陶渊明的《拟挽歌辞三首》，自拟挽歌，大有与死神调侃的味道。挽歌称“死去何所道”，在他看来，死神都不值一提了。
“达”还是对于生的解放。对生的解放与对死的解脱是相互联系的。当人们生活在死亡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下的时候，他们终日惴惴不安，不知死神何时突然降临，其焦躁和痛苦，并不亚于等候死刑判决的罪犯。在这样的时候，是了无生活乐趣可言的。虽然此时死神没有到来，但它已经统治了生活，并且扭曲了生活。为了恢复生活的世界，就必须将死神驱逐出境，不允许电脑在这个世界肆虐。因此，对死的超越是对生的解放的前提 。兰亭诗人、陶渊明、苏轼力图超越死亡，就是为了拥有生活这块热土。但是，消解对于死亡的恐惧心理，方式可以是多样的，效果也有差别。一种方式是，压抑生命的冲动，降低生活的热情，形若槁木，心如死灰，绝嗜去欲，如同行尸走肉。这是以提前进入死亡状态来泯灭生死的界限，从本质上说我，是对死神的屈膝。东晋诗人、苏轼这样的“达人”是不会选择这种方式的。他们重视自己生命的存在和价值，绝不肯以冰冷的生活去求得阴森死神的认同，从而获得心理上的苟安。本欲“乘风归去”的苏轼，就是因为害怕“高处不胜寒”才拒绝了“琼楼玉宇”。他在人间仰望明月，也是因为这多情的“婵娟”给天下人以温馨和希望。他们认为，死后归于大化，返回自然，而大化自然蕴含着无限生机，它鲜活、生动，春意盎然。死后的世界既然这样，那么，生的世界也就应该有火，有热情，有种种生活的乐趣。他们就是在这样的层次上，去求得生死无别。他们既消解了对于死的恐惧，又破除了对生的某些执迷。他们赞美生活，投入生活，享受生活。“达”，不仅是对于死的豁达，也是对于生的通达。在他们眼中，这也是比较彻底的“达”。
